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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婚50年深夜杀夫,一个农村女人被家暴吞噬的大半生

原标题:结婚50年深夜杀夫,一个农村女人被家暴吞噬的大半生 2020年12月21日,张建国、张建军哥俩为父亲张茂荣办了周年忌日。 按照黑龙江当地风俗,横死之人过世5年后方能入土,张…

原标题:结婚50年深夜杀夫,一个农村女人被家暴吞噬的大半生

2020年12月21日,张建国、张建军哥俩为父亲张茂荣办了周年忌日。

按照黑龙江当地风俗,横死之人过世5年后方能入土,张茂荣的骨灰至今寄放在嫩江市殡仪馆棕红色的盒子里。张建国来到殡仪馆,在祭奠台上摆了馒头、肉、烟和苹果,还为生前不喝酒的父亲带了一瓶酒,但没有跪拜。张建军没去殡仪馆,在村里的十字路口烧了些纸钱。

除了悼念父亲,兄弟俩还要筹划到哈尔滨探望母亲。

母亲韩芳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,罪名是故意杀人——一年前,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、兄弟俩刚刚祭奠过的父亲张茂荣。

结婚50年深夜杀夫,一个农村女人被家暴吞噬的大半生

韩芳杀害张茂荣的房间,柜子上贴了许多照片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在黑龙江省嫩江市联兴村,张茂荣、韩芳生活了半个多世纪,打结婚时起,张茂荣就对韩芳长期家暴。50年来,这已成为村里人尽皆知的秘密,但亲戚、邻居、村干部甚至派出所,谁都没能制止这场暴力。

2019年12月21日凌晨,韩芳用擀面杖击打熟睡中的张茂荣,致其发生脑疝死亡。2020年10月26日,嫩江市法院判决韩芳犯故意杀人罪;但张茂荣曾对韩芳长期虐待、家暴,致韩芳发生持久性人格改变,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,且韩芳具有自首情节,故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

在广大农村地区,像韩芳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不在少数。根据2011年全国妇联、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,5.5%的女性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,其中农村和城镇分别为7.8%和3.1%。

北京公益律师吕孝权认为,从家暴演变成反杀丈夫恶性案件,往往是长期积累后的爆发,“如果今天我不杀死他,他可能会杀死我。”

“家还不如监狱,监狱没人打我”

张茂荣对韩芳最后一次拳脚相加是2019年12月20日晚。

嫩江法院的判决书显示,那天晚上9点多,张茂荣说自己因为赌博被判了刑,韩芳却没有花钱把他“抽出来”。为此,他殴打、谩骂韩芳直到凌晨2点,还让她出去借钱:要是借不到钱,他就把韩芳、儿子、儿媳、孙子全杀了。

过去50年,类似的殴打、谩骂始终在张茂荣与韩芳的家中上演。那是一处位于联兴村东头的院子,四间总共200多平方米的砖瓦房一字排开,大红色的屋顶下,外墙是一水儿的白色瓷砖,几扇窗户几乎占满墙面。屋门口有一副瓷砖镶嵌的红底黄字对联:福旺财旺运气旺,家兴人兴事业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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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芳家的四间砖瓦房不再有人居住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与村里其他人家不同,张家前屋的窗户是焊死的,后屋窗户外安上了插销,只能从外面打开。卧室门边加装了一副锁具,屋里还有一条拴过狗的铁链——晚上睡觉时张茂荣用它拴锁韩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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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茂荣在卧室外的窗户上装了插销,窗户只能从外面打开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在长子张建国的印象里,2019年12月17日,母亲韩芳与自己通过一次视频电话,商量怎么从家里逃出去,“儿子,咋整啊?我娘家也没啥人,不能把我接走。”当时临近年关,张建国想着过完年再说。但韩芳没聊几句就挂了,“疯子回来了”。

事后回忆,张建国认为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外求援,仅3天后悲剧发生。

据嫩江法院判决书,2019年12月21日凌晨4时许,韩芳趁张茂荣熟睡时用擀面杖击打其头部,后用张茂荣的衣服、毛巾擦去他头上的血迹,并把上述物品扔进炕洞烧毁。经鉴定,张茂荣头皮裂伤、颅骨粉碎性骨折、硬脑膜破裂等,发生脑疝死亡。

次子张建军是事发当天上午8点多接到韩芳视频电话的,韩芳知道,小儿子通常会在8点左右起床。那通电话只有15秒,韩芳说儿子,你回来一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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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2月21日上午8时16分,韩芳拨通了张建军的视频电话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张建军赶回父母家只用了几分钟,韩芳在前屋抱着他哭:“我受不了了,你爸天天要整死我,天天打我。”韩芳又把张建军拽到平日睡觉的后屋,“你爸好像死了”。

张茂荣当时躺在炕上,张建军用手探探他的鼻子、摇摇他的身体,叫了两声“爸”,但都没反应。他马上给哥哥打了电话,张建国赶回家后,发现父亲头上有个鸡蛋大小的坑,皮肤上没有血迹。

张建国跑去找母亲,没想到母亲正波澜不惊地蹲在院子里给兄弟俩分菜。冻好的小鸡、蘑菇和其他蔬菜被韩芳放进塑料袋里,一个儿子家一大包。

在张建国眼中,父亲性格执拗不太可能自杀,母亲的镇定让他心里咯噔一下,“妈,是不是你打的?”“是我打的。”韩芳说。

除了哥哥,张建军还叫来了联兴村村支书赵某。赵的第一反应是劝韩芳自首,“不自首他哥俩都得进去。”听到赵的话,韩芳提高了嗓门:“那不行,我一个人杀人偿命,不能让我儿子进监狱。”

韩芳让儿子们帮她收拾了过冬用的厚衣服,拿好了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脑梗的药,又与两个儿媳分别通了电话,嘱咐他们好好过日子。小儿媳离得近,到家后抱着婆婆、丈夫痛哭,大儿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,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。

“这回你们没事了,放心吧,好好过。”韩芳拍拍小儿媳的肩膀,“家还不如监狱呢,监狱没人打我。”

“那时候村里哪有离婚的?”

在妹妹韩琴的叙述中,姐姐韩芳生于1954年,是黑龙江省肇源县一心村人,没念过书,不识字。韩家兄弟姐妹七人,韩芳是老大,父亲韩玉林曾是村里的生产队队长,条件不错,上世纪70年代家里就盖起了砖房。

和韩芳一样,张茂荣也是一心村人,与韩家住前后院。但张父早年帮人盖房时从高处坠落,干不了重活,张家的经济条件因此差了很多。张家小妹张茂翠说,家里兄弟姐妹八个,张茂荣排行第二;十口人只有两间土房,推门进去屋子南边一张炕,北边一张炕。

在亲戚们的印象里,韩芳性格开朗、随和,总是梳着一头短发。联兴村张家卧室衣柜上至今贴着韩芳年轻时的照片:她穿了一件格子衬衣,最上面一颗扣子系得紧紧的;眉眼五官中规中矩,算不上美丽,但周正大方,微笑时露出的牙齿洁白整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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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时的韩芳,16岁左右与张茂荣自由恋爱,搬到了500多公里外的联兴村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至于张茂荣年轻时的长相,张茂翠和村民们都已记不清晰。他们只记得张茂荣一米七左右的个头,瓜子脸,眉毛挺黑,曾经是个“帅小伙”。有时,他会穿着西服戴着礼帽走在村子里,“不像是个农村人”。

现如今,谁也说不清家境悬殊的两人当初怎么走到了一起。张茂翠记得,母亲原本不同意这桩亲事,“人家是有钱姑娘”,怕养不住。

韩家的反对更为激烈。韩琴说,父亲韩玉林认为张茂荣不下地干活、好赌博耍钱,跟着他享不着福。为了阻止两人,韩玉林还用皮带抽过韩芳,说“他家不是过日子的人家”。

尽管如此,大约16岁时,韩芳还是跟着张茂荣走了,三四年后才重新回家。那一次,两人带回了长子张建国,做了姥爷的韩玉林抱着外孙又亲又笑,曾经的阴霾烟消云散。

张茂荣带着韩芳离家后,辗转来到5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省嫩江县(现嫩江市)联兴村。据村民孙秀华回忆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村里人结婚都要办酒席,但张茂荣和韩芳没办。“他们刚到村里时啥也没有,穷得叮当的。”

对于二人是否办理了结婚手续,村民们众说纷纭,张建国、张建军也从没见过父母的结婚证。唯一确定的是,二人“结婚”时韩芳不足法定婚龄——依据1950年婚姻法,女性年满18岁方可结婚。

在联兴村,张茂荣、韩芳的日子并不美好。他们最早的邻居、现已70岁的孙莲香说,从两人刚到村里起,张茂荣就经常打韩芳,他们起初借宿的人家孩子小,被吓坏了,屋主只好让他们搬走。

因为挨打,上世纪70年代时,韩芳还往娘家跑过几回,又怕被张茂荣抓到。联兴村的邻居陈姐记得,韩芳不敢从村里坐客车走,要先坐渔船渡过嫩江,步行翻过黑山头,再到内蒙古红彦镇坐火车。500多公里的路,要走整整两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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嫩江西边的黑山头。韩芳年轻时逃回娘家,要步行翻过那座山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韩琴见过逃回家的姐姐,愁眉苦脸地进屋,撸起袖管和裤腿,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。但隔上十天半月,韩芳的火气就消了,为了没长大的儿子仍会回家。

“我姐下狠心说过要离婚,后来自己又心软了,那时候村里哪有离婚的?”韩琴说,父母对姐姐也是劝和不劝离,说“打仗归打仗,日子还得过”,说“女人如果带着孩子再结婚,孩子也会受委屈”,“而且我爸觉得张茂荣是我姐自己相中的,离了婚面子上过不去。”

在韩琴的记忆里,上世纪80年代后,家族中9个叔伯姊妹陆续结婚,日子都过得挺好,韩芳是极少数例外。从那时起,韩芳挨打后很少逃回娘家,她对韩琴说过,不幸的婚姻会让自己在姐妹中抬不起头来。

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

联兴村所在的嫩江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,紧挨着中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,冬天最冷时有零下四十多度。12月中旬,村里的烟囱冒出烧豆秆的白烟、烧煤的黑烟,也有一些房子荒废坍圮了,十分冷清。村民老林说,年轻人基本出去打工了,剩下的多是些老人,坐在炕头等着太阳落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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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,联兴村烟囱冒烟的房子不多了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张茂荣一家主要靠韩芳卖冰棍、做粉皮维持生计。张茂荣工作不稳定,在村里收过黄豆,种过几年地,也帮儿子卖过煤。不做工的时候,张茂荣爱赌博,玩的是传统牌九。张建国说父亲“这辈子以赌博为生”,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赌。漫长的冬天里,联兴村几间商铺中不时传来打麻将时洗牌、吆喝的声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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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阳下的联兴综合市场,韩芳曾在此卖自制粉皮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一旦赌输了钱,殴打韩芳便是张茂荣的发泄方式。张建国记得,父亲会拽着母亲的头发往地上摔,攥着拳头砸上母亲的脸,甚至抬脚往母亲头上踹。等父亲打累了,母亲常常鼻子出血、喘气困难,有时还会口吐白沫。

除了赌博输钱,张茂荣殴打韩芳的理由还有很多,比如做饭晚了、回家迟了、收拾碗筷慢了……2017年后,他开始怀疑韩芳出轨,由此引发的暴力愈加频繁。

回忆起这些,46岁的张建国会咕嘟咕嘟灌下几大口矿泉水,或狠狠吸上一口烟,缓缓吐出烟雾。“我到他那年龄会不会那样?”张建国想了想,“现在看我还没有那种趋势。”

在这个四口之家,张茂荣的样貌是模糊的。家里的衣柜上贴了三十来张照片,只有右上角属于张茂荣,其他照片都是韩芳的。去年出事后,张建军撕下父亲的照片烧掉了,“我不想再看到这个,都不愿想到他。”

因为赌博,村里人与张茂荣熟识的不多,也很少一起做事。除了在家打媳妇,大家对他的印象还可以,他与人也没什么矛盾。

在打媳妇的事情上,联兴村的老人早已见怪不怪,家里家外、院子、村道、江边、农田,张茂荣都打过韩芳。起初,村里人见到张茂荣打人还会上去劝劝,但谁劝张茂荣就冲谁发火,嘴里骂骂咧咧。

同村的张希军媳妇与韩芳关系不错,一次韩芳想要出逃,提前把衣服藏在了张希军家的柜子里。邻居陈姐记得,张茂荣知道后提着斧子找到张希军家,劈碎了柜子,撕坏了希军媳妇的衣服,还对希军媳妇棍棒相加。

打那以后,村民看见张茂荣打韩芳更不敢管了,认为那是人家两口子的事。“看行咱就劝,看不行就当没看见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村民老温说。

村民刘福贵早年住在张家东边,相隔20多米。他亲眼见过张茂荣站在村道上打韩芳,用板锹往她后背上砸,“乓乓响”。刘富贵就在附近看着,直到韩芳被拖回屋子,“进屋以后咱们也不好过问。”

张茂荣开始怀疑韩芳出轨后,刘富贵在路上见到韩芳连招呼都不敢打。韩芳偶尔过来串门,刘福贵会劝她回去,“你没啥事儿别老上我们家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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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芳(左一)喜欢扭秧歌,在村里牵头成立了“夕阳红”秧歌队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村民老温在张家对门住了十五六年,从未与张茂荣起过冲突,也很少过问韩芳挨打的事。直到2019年四五月份,张茂荣怀疑韩芳与老温出轨,还把老温写进了杀人名单,老温这才跑到几百米外的联兴乡派出所报警。张建国说,至少近三年来,老温是唯一联系过警方的村民。

“我也不知道怕啥,主要怕我爸”

对于张建国、张建军,父亲对母亲欺凌更是司空见惯。从儿时起,这些暴力场面便伴随着兄弟二人成长。

张建国记得,小时候父亲打母亲时,自己害怕得不敢动弹,有时还会跟着挨上一记耳光,“脑瓜子嗡嗡的迷糊”。有时他放学回家看到母亲躺在地上,闭着眼大口喘气,就知道母亲又被打了,会把她扶到炕上。

简单照料过母亲,张建国会一路小跑逃到同学家。“当时就觉得家里干仗了,回家容易挨打,要磨蹭到晚上七八点再回去。”

为了离开这个家,张建国16岁时找人改了身份证,虚报了3岁年龄去吉林四平当兵。头一年,他特别担心母亲,写过两三封家信。但家里只有父亲识字,唯一的回信中写道,“放心吧,家里都挺好。”

弟弟张建军也不愿回家。最近几年,张茂荣对韩芳的殴打越来越频繁,他开大车拉煤做生意,晚上回村都不愿进家门。这个东北壮汉宁愿窝在驾驶室的卧铺里忍上一宿,“冷得龇牙”也不想看到父亲,觉得闹心。

除了煤炭生意,张建军还在村里开了一家烧烤店,生意红火。2020年12月6日,他一边翻转着五六十根烤串,在电话里接下各种订单,一边回忆父母的过往。他说父亲去世后,兄弟俩至今不敢回老房子,就算白天回家取东西都害怕,“我也不知道怕啥,我就害怕……啥都怕,主要怕我爸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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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建军在村里开了一家烧烤店,经常从早上九十点忙到凌晨一二点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在那个曾经的家里,兄弟俩和两个媳妇都劝父亲别对母亲动手,有时也会出手阻拦。但谁劝张茂荣就打谁,轻则打耳光,重则用脚踹,有一次还提着斧子追砍前来劝架的张建军。

碰上这样的事,哥俩基本不敢还手。张建国说,“这么多年,一个是恐惧他,怕他;再一个他是咱们老人,我不能打他。”

兄弟俩还担心,一旦违拗了父亲,母亲会受到更大伤害。“所以我跟我弟弟长这么大,一个耳光都没伤过他。”张建国说。

唯一一次略显激烈的反抗发生在2019年夏天,那是张茂荣折磨韩芳最为严重的时候。一天夜里,父母屋里传出砸东西的声音,喝醉酒的张建军冲了进去。张茂荣气急了,抄起一把砍骨刀。张建军把韩芳挡在身后,借着酒劲扑上去,把父亲摁倒在炕上。

得不到家人、邻居的庇护,韩芳被家暴的50年里只做过为数不多的反抗。一次,她趁张茂荣不在家时喝了农药,后被邻居送到联兴乡卫生院,靠洗胃捡回一条命。还有几次,她跑到关系较好的村民家,但总会被张茂荣找到,之后免不了一顿暴打。

2019年4月的一天深夜,韩芳瞅准机会再次出逃,跑到了临近合兴村的一个熟人家。第二天上午,张建国被悄悄叫到合兴村接人,他记得母亲被打得眼睛看不清人,走路一瘸一拐,小腿和大腿中间的部位被踢成了青紫色。

张建国把韩芳接到嫩江县城后租了一间毛坯房,屋里只有一张床、一台电视机、一个电饭煲。韩芳在那个不能洗澡的房子里待了20多天,楼都没下,生怕被张茂荣抓到。

为了找到韩芳,张茂荣几乎每天到张建国开的修车铺对面静坐,从晚上六七点坐到半夜十一二点关门,一有生意上门他就骂街。张建国说,父亲就是想让人知道他在这里闹,让张建国在邻里间抬不起头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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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建国(左一)在自家汽修店内修车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26天后,张建国妥协了,“我这母亲我必须交出去,不交出去肯定不行。”他劝母亲回家,说父亲保证不打人了,“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”

然而韩芳回家后,张茂荣并没遵守承诺,暴力依旧。“怎么不后悔呢?这事出来后,后悔也晚了。”张建国叹了一口气,地上满是熄灭的烟头。

“这是家庭内部矛盾”

张茂荣家往东,步行五分钟就是联兴派出所。30多年前,挨了打的韩芳曾到这里求助;一年前的冬天,她再次拉开派出所深蓝色的防盗门,自首报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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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兴派出所。韩芳曾因遭受家暴到此求助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在张建国的印象里,自己十多岁时,韩芳因为家暴报过两次警,联兴派出所的民警把它当做家庭纠纷处理,到家里劝劝就回去了。

2019年是张茂荣家暴最严重的一年,张建国替母亲报了两次警。第一次是张茂荣在张建国的汽修店二层打韩芳,张建国听到后把父亲拉了下来,打得并不严重。当时,嫩江市铁西派出所接警后派来3个人,劝了劝,留下一句“你们这是家庭矛盾,我们解决不了。”

从法律上说,这种做法没什么不对。依据反家庭暴力法,家暴情节较轻,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,由公安机关对家暴人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。

第二次是2019年7月,持续几天的殴打后,兄弟俩拨打了110,希望公安机关到村里吓唬吓唬父亲,让他别再欺负母亲。这一次,或许因为张茂荣当时没打韩芳,110没有出警。

2020年12月9日,新京报记者来到联兴派出所,了解韩芳遭受家暴及求助的相关情况。一名男性工作人员表示采访需与嫩江市公安局联系,记者致电嫩江市公安局主管宣传的孟姓领导后,对方婉拒了采访要求。

汽修店那次报警后,韩芳对警方介入不再期待,“警察来了,(张茂荣)说不打了也没用,回家也是照常打。”后来,张建国也打消了报警的念头。

除了报警,联兴村治保主任栾仁山、村妇联主席赵桂芬也接到过韩芳的求助。栾仁山说这是家庭内部矛盾,只能摆明是非调解一下,“夫妻间哪有舌头不碰牙的时候?”

赵桂芬对张茂荣打韩芳的事印象深刻,但也认为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。2015年至2019年,接到求助后她去张家调解过三四次,除了最普通的劝解,她还让韩芳带张茂荣去检查检查,看看是不是得了精神病。

2016年,当时反家庭暴力法实施,赵桂芬特意选在张茂荣家开了现场宣传会。她花了半个多小时,逐字念完了全部法条,说国家已经把“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”写进了法律。

当着二三十个村民的面,赵桂芬告诉张茂荣,“张叔,以后有法保护我婶了,再打仗该制裁你了。”张茂荣笑笑,“知道了,不再干仗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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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,赵桂芬曾带着宣传单到张茂荣家开反家暴现场会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“反家暴法都出台了,也没能保护韩芳,要不能出现这种现象?”聊起这些,赵桂芬显得有些困惑,“为啥会这样?我也说不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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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桂芬展示她创建的妇女群,除了她偶尔发些通知,群里多是网络购物平台的砍价链接或是农产品广告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不仅赵桂芬,联兴乡妇联主席、2018年大学毕业的董雪微也听过张茂荣、韩芳的事,还到张家宣传过反家暴法。但董雪微并不清楚张茂荣的家暴严重到什么程度,以为只是小打小闹。直到悲剧发生后,她才在检察院的听证会上得知了案件细节。

“如果早知道事情这么严重,我肯定会很重视很重视。”董雪微说,作为乡妇联主席,她会联系乡派出所、乡司法所介入调解或采取措施。如果仍然无法解决,她还会向嫩江市妇联反映,并录入嫩江市妇联的系统,“这是乡妇联能做的最后一步。”

据中国新闻网报道,全国妇联权益部2018年印发了《妇联组织受理家庭暴力投诉工作规程(试行)》,妇联信访窗口接到家暴投诉后要进行登记,并按照“危险评估、分级处理、结案存档、跟踪回访”等程序处理。

“熬过这五年”

2020年9月,韩芳故意杀人案在嫩江市法院远程视频审理。透过大屏幕,张建国看到韩芳瘦了很多,被两名法警搀扶着走进黑河市看守所的一间屋子,一瘸一拐,两只手一直颤抖。

庭审上,韩芳承认了击打张茂荣的行为,表示认罪。公诉机关当庭宣读、出示了多名邻居以及赵桂芬、联兴乡派出所所长的证言,以证明张茂荣、韩芳婚后的50年中,前者经常无故打骂、虐待后者韩芳。韩芳的辩护律师还提交了联兴村100多人的联名请愿信,证实韩芳长期遭受家暴,请求法院从轻、减轻处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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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茂荣家厨房的部分刀具,张茂荣多次磨刀吓唬韩芳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此外,在张建国的要求下,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第二精神病院司法鉴定所还对韩芳进行了鉴定。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,韩芳在灾难性经历后发生了持久性人格改变,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。

2020年10月26日,嫩江法院对本案一审宣判,韩芳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合议庭认为,韩芳持械杀害张茂荣致其死亡,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但韩芳的行为系因不堪忍受张茂荣“长期虐待和家庭暴力”,情节较轻;且韩芳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,具有自首情节,故从轻处罚。

在广大农村地区,像韩芳这样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不在少数。

根据2011年全国妇联、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,中国24.7%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。其中,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比例为5.5%,农村和城镇分别为7.8%和3.1%,农村地区是城市地区的2倍以上。

除了极端个案外,农村家暴事件较少进入公众视野。据新京报此前梳理,媒体报道的家暴事件里,城镇地区占比84%,农村地区占比16%。

在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侯志明看来,农村地区发生家庭暴力的情况较城镇更多,但向外界求助的情况相对较少。侯志明从1992年起从事反家暴工作,在她的经验中,来自农村的求助者只占全部求助者的2/5,边远地区的就更少了。

北京公益律师吕孝权长年专注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及相关案件,他认为农村地区的家暴受害者维权更加艰难。一方面,农村受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影响,可能对家庭暴力习以为常,一些受害者甚至不认为自己正在遭受家暴。另一方面,家暴受害者不知如何有效求助,接受求助的个人、机构可能也不具备反家暴意识,只能从中扮演和事佬。

“像韩芳长期遭受家暴,最终演变成反杀丈夫的恶性刑事案件。”吕孝权认为,这类情况一般是长期积累后到达了一个特殊节点,“如果今天我不杀死他,他可能会杀死我。”

对于韩芳的判决结果,张建国并不感到意外,但他担心母亲撑不到出狱那天。多年遭受家暴、虐待的韩芳,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脑梗、肝硬化等多种疾病,身子不太硬朗。

12月6日夜里,张建军托人给张建国捎来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出具的《罪犯入监通知书》,上面沾着泛黄的烧烤油渍。通知书上写道,韩芳正在参加监狱集训,直系亲属可携带身份证件及通知书于周四探监。

张建国对着通知书看了很久,以为集训就是军训。他怕母亲的身体承受不了,躲进里屋给朋友打了咨询电话。朋友反复讲解,说集训就是思想教育,张建国这才松了口气。

虽然收到韩芳的入狱通知书已近一月,但兄弟俩还没去过哈尔滨。在他俩的计划中,明年1月初,他们会到监狱探望母亲,要带些母亲爱吃的水果,让她放宽心、养好身体。

“熬过这五年,咱们家可就团圆了。”张建国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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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芳的微信名是“夕阳红”,她的微信头像和背景都是孙子、孙女的照片。新京报记者杜寒三摄

(文中张茂荣、韩芳、张建国、张建军、张茂翠、韩琴为化名)

新京报记者杜寒三

编辑滑璇校对卢茜

本文来自网络,不代表上海热点网立场,转载请注明出处:http://www.shanghai021.net/news/redian/2020/12/26/13738.html

作者: 上海热点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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